军统特务在北京大兴?人称“九爷”15岁被捕两次偷渡台湾要钱

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,在一间隐蔽的别墅内,军统机要密电处的全体十名人员围坐在会议室内,个个神情肃穆。密电处长严厉的扫视一圈,开口说:“我们之中,隐藏着一个特务”。

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名叫钮益惠的老人,他当年就是情报机构“军统”的小特务。

现在这个人会出现在北京大兴区的杨北村养养花、遛遛鸟,人们也会称呼他一声“九爷”。

年轻人绝对不知道,他可是一名出了名的“老罪犯”了,在他的一生中,足足有33年都是在监狱中渡过的。

更加让人惊讶的是,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居然还曾经两次偷渡到台湾,想要“讨个说法”,但是非常悲惨地每次在台湾都遭遇了牢狱之灾。

这个人的一生,实在是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,糊里糊涂,唏嘘感慨,有趣又可叹。

那是在1951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,在寒冷冬天的某个夜晚,有一批被囚在天津军管会看守所的特务。

被捉到的一个“军统”的情报组长秦应麟面带绝望,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彻底失败。

这个人很有名,他在1950年受当时的当局“保密局局长”毛人凤的派遣,从台湾潜入到大陆开始为他们收集情报,没想到,这个人短短几个月就被捕。

1950年9月1日,这个所谓的“总队中队长、老牌军统特务、骨干中的骨干、智勇双全的秦应麟”,就这样突然被捉住了。

迷茫绝望之际,他在监狱中走到同为狱友的一名15岁的孩子面前,面带悲伤,紧紧抓住了这个“同事”的手,嘶哑地说道:“小九,我们几个人中,只有你最小,等将来,恐怕也只有你可能回到台湾。”

秦应麟悲愤说道:“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回去了,记得一定要问问他们,问清楚这个‘王永祥’到底是个什么人!究竟是谁派来给我们送钱的!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啊!”

后来,在这一夜的囚室中的十几个人,也确实是只有这个叫做“小九”的孩子最终活到了回台湾那一天。

但是他不知道,他偷渡回台湾之后,等待着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非议,这个“说法”,他讨到了吗?

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中国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人,全国上下一片沸腾。

但是北京通州垛子村的一个大家族并不多么开心,这户人家姓钮,钮益惠就是出生在这里,因为在家中同辈中排行第九,所以人们都叫他“小九”。

因为那之前,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曾经在的军队中任职,他的大哥钮益培还担任过第五补给区副官处二处上尉副官,还身兼多种职务。

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,钮益培等人逃去了台湾,连带东单牌楼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按照法律规定没收了,一家人就又回到了通州的垛子村。

后来,钮益惠回忆道,“那时候我们家的大院子里停着好多的小车,我都随便开,大米白面更是从来都不缺。”

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大势已去,还想着长大了以后,要像哥哥钮益培那样,“每天都穿着马靴,多威风”。

但是钮益惠万万没想到,就在1950年4月的某一天,钮益培突然写信,信上居然说道,自己从台湾回来了。

信上还写着,让钮益惠按照信上说的时间,准时去双桥火车站去接人,自己这个很久不见的大哥要在家里放一些“行李”。

那天,十几岁的毛头小子钮益惠赶着一辆驴车,前往了双桥火车站,随着行李一同回家的,还有一个叫孙毓清的人。

这个孙毓清自然不必多说,他其实就是毛人凤组建的“天津特别组”的一员,他们就是渗透进群众之中的特务,而且这个组织在大陆的首脑就是前文“悲愤”的秦应麟。

这个孙毓清有过在美国接受特务训练的背景,而且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也是这个“天津行动组”的骨干成员,他们在这里从事所谓“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”。

在钮家,不仅仅是钮益培这个大哥是这个组织的成员,而且钮益惠的大姐夫梁锡增、三姐夫刘景惠也被带进了这个组织。

那个时候,钮益惠的家里突然“热闹”了起来,而且,因为钮益惠的家位置非常隐蔽,这个电台就在他的家中建立了起来。

当时还小的钮益惠也不知道他们在密谋什么东西,最后只知道哥哥钮益培一直让他在门口“警戒”,也就是在站岗放哨。

因为在他的认知中,钮益培,也就是他的“三哥”,在家中最有文化,上的是最好的育英中学,还曾经在保定上过陆军学校。

而且,他知道钮益培还做过参谋总长陈诚北平公馆的副官,甚至在那个年代还经常开汽车回家,都是“道奇”或者“雪佛兰”,所以,钮益惠知道,哥哥干的一定是“大事儿”。

据有关人士披露,当时以钮益培为主的“天津特别组”的敌方特务,主要就是在搜集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和抗美援朝的动向。

他们也在刺探中苏关系、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,以及物价、金融、币制等方面的情况。

这些人其实也更希望能够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、住址、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,以供的“保密局”特务行刺之需。

后来,他们几个人就被抓了,当时公安部已经捕捉到了电台的讯息,但是没有具体的位置,然后,一个叫做“王永祥”的香港商人,带着“特别组”成员需要的钱,却带领我们的公安找到了电台的所在地。

他们知道要出事儿,提前把很多东西都烧掉了,甚至把电台也放在了泡菜坛子中。

年幼的钮益惠和哥哥钮益培带回来的人孙毓清逃走了,没想到一走就是整整33年没有回家。

当时孙毓清也知道大事不妙,孙毓清对着钮益惠说道,跟我去台湾吧,跟我去台湾“为国尽忠”,他们决定先分别乘车前往孙毓清的故乡山东,然后再“想办法去台湾”。

没想到,钮益惠刚刚登上一辆前往济南的汽车,最后给他的,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。

那时候15岁的钮益惠满脑子都是“不背叛别人”的思想,他自己都不是“天津行动组”的成员,却打死也不说别人的下落。

最后,他们所有人都被一锅端,最后,钮家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审判,那时候,那一段从带回电台后的日子里。

钮家人的饭桌上就很少有过笑脸,他们也在饭桌上说过:“这部电台一旦被发现了,那么谁也活不了,谁都活不了。”

钮益惠因为年龄太小了,而且也没有深度参与这个事件,保住了自己的性命,但是因为拒不服从,死不悔改,根据法律,仍旧需要服刑。

但是钮益惠心中仍旧有一个疑问,那就是给他们“送钱”的那名叫做“王永祥”的人究竟是谁,究竟想要干什么。

他自己居然也偷偷“琢磨”过,本来钮益惠的刑期只有十年,就在1959年的时候,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。

钮益惠自知外面正值困难的时期,他觉得自己出去了,还不如待在监狱里,于是,钮益惠居然在监狱里组织起来了一个“暴动集团”,扬言要给父兄报仇。

这个愚蠢的行动当然失败了,最终,他被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,但是后来又被改判无期徒刑。

钮益惠是个混不吝的“小爷”,他觉得自己都麻木了,就是怎么高兴就怎么活着。

他依然有难受的事情,尤其是母亲来探望的时候,他回忆道,自己的母亲从村子里背着二十多斤的吃的,舍不得坐公交车,一步一步走到了监狱。

那时候钮益惠心中酸楚,因为自己刚刚加刑,但是不想告诉母亲自己判了无期,只是说道:“就是……什么时候改造好了,什么时候回去。”

1983年的正月二十二,钮益惠已经48岁了,他仍旧顽强地活着,而且还因为表现不错,获得减刑,在这一年,他出狱了。

出狱之后,在四哥钮益海的带领下,回到了自己的老家,发现这里早就已经物是人非,最后在父母的坟地上,大哭不止。

他也做过汽车装卸工,也搞过一些家具生意和牛羊肉生意,赚了一些钱,还买了三间房宅基地,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子。

但是钮益惠心里一直有一块心病,不断地“抓挠”着他,那就是想要去台湾讨一个说法。

在1999年的时候,钮益惠又找到了亲友们,借了整整几万块钱,从福建出发,然后前往台湾。
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到了台湾之后,他辗转找到了“国防部军事情报局”,但是找到相关负责人之后,没想到他们却说:“你来也白来,你一分钱也拿不着。”

只见这里的人说,他们的“国防部”有通知,他们部门想要的证明,钮益惠永远也要不回来。

后来,钮益惠就被关在了警察局中,后来又被送到了位于新竹静庐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。

那时候钮益惠经常挨打,还是把一个人叫到了屋子里,蒙上了眼睛,一共有四个警察每个人有一个电棍,分头打人。

而且他们在关押的时候,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为了方便剔牙留下一根小骨头,他们被发现之后,都要被打得半死。

他还没有放弃,曾经申请给当时的台湾所谓“军情局长”写信,写明自己的事情,但是他足足写了好几万字,寄出去之后,还是石沉大海。

他还是没有放弃,虽然那时候拨的电话有高昂的费用,但是他还是锲而不舍地拨打着。

这次,他已经有了经验,首先去的地方是台湾的报社,当时的报社记者接待了他,而且还写了一片关于他的报道。

钮益惠还需要等待回复,他想了一个办法,找了一个乞丐乞讨用的残疾人诊断书,然后在复印店复印了一份,把日期和姓名全部改成自己的。

这样,自己就有了一个“合法身份”,他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存身之地,但是因为防止警察盘问他,他还装着哑巴。

等来等去,钮益惠居然只等来了“三千美元”的救济金,这样钮益惠不能接受,他没想到自己家族的“苦难”居然只值这么点钱。

最后返回北京的时候,结果还是得去所谓的“大陆人民处理中心”,还是经历了凄惨的遭遇,毒打、暴戾的监管人员,暗无天日的日子。

他还是没有搞清楚那深受困扰的问题,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,自己从来没有被自己辛苦付出的人们看在眼中。

钮益惠还和老伴儿生活在租来的平房小院中,他还在尝试找北京方面起诉自己要回自己宅基地的问题,这源自自己八十年代买的宅基地与其他人产生纠纷的问题。

钮益惠还不满足,还在不断地往台湾的“军情局”写信打电话,就是想要一些生活费用。

因为“军情局”否认他们应该对钮益惠负责,因为这个人只是“当年失事殉职同志之弟”,并不是正式人员。这个时候,钮益惠却还经常看凤凰卫视的台湾新闻,还说是这是“尽自己精神党员的责任”,话语中多是自嘲。

甚至竞选台湾地区“总统”成功的时候,他还给发出了一份传真,后来还收到回信,让钮益惠去参加“就职典礼”。

那个令他们失败的“王永祥”,其实就是毛人凤派过来给他们送经费的,王永祥拿着银行汇款到天津交接,然后组长秦应麟派人去银行取钱。

我们破获了“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”,也暗中注定了钮益惠他自己悲凉异常、又万分别扭的一生。

他的一生是不是实在太过悲惨了?当时如果没有走错这一步,是不是也不至于到这步田地吧?

You May Also Like

More From Author

+ There are no comments

Add yours